近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通过镜头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场景。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部分作品的主创人员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围绕影视作品中的建党时刻，一同回顾经典片段，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并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蕴藏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许多人提到建党时刻，会首先想到1921年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以建党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其核心任务是阐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产生、又是为何出发的。过往的许多影视剧，仅仅聚焦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跳过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之间长达六年的思想酝酿和层层递进的过程。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是相互关联、层层推进的。只有完整地展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深刻理解为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之畔相约，立下建党誓言，这是全剧立意的核心，直接回应了近代中国破碎山河的时代困境；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就“主义与问题”展开的辩论，完整呈现了当时关键的思想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堂的重要教学内容；第三组描绘了北大新旧学派的百家争鸣，辜鸿铭温文尔雅地阐述中国人的内在品格，鲁迅则挥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畏抓捕、挺身入狱，展现了革命先驱不屈强权的斗争精神；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他们走向刑场的画面交叉剪辑，一边是怀揣理想、远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迹、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烈士。这种双线对照的震撼场面，激发了网络上大量的二次创作，每逢清明节、建党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顾，我期望观众能透过影像深刻理解“初心”二字的厚重分量。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以享有安稳富足的生活，却选择扎根底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能够堂堂正正地作为人而活。《觉醒年代》从2014年产生创作构想，到2020年完成拍摄，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全程坚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让我深感触动。我衷心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铭记那些为国捐躯、舍身求索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和不屈的坚守为指引，一路前行。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亮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的毛泽东饰演者）

至今，我有幸在五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夕直至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意味着要剥去伟人的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过程；在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逐渐走向“化入骨血”。

拍摄《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探求救国道路的急切心情，塑造一个善于思辨、目光如炬、浑身散发书卷气的形象。到了《问苍茫》，则着重于表现他扎根乡土的日常。为了演好犁地这场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双手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党内分歧，在争论中淬炼出更坚韧的团结。他曾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一份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回。他没有多言，但其中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到，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更要学会如何在与同志争论之后依然并肩前行，在分歧中坚守情义。革命之路既需要激情与锋芒，也需要同行者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无声的留白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场戏，他伏案写作良久，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长夜中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难把握的尺度。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尤为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方案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反差。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在行军途中，他曾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软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鲜活动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坚守的勇气。百余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本可拥有优渥的家境与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在前路未卜之时，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身处黑暗中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的人，他说：哪怕只剩最后一星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明白，所有伟大，都源于那些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望我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便视人民为师长，始终坚信，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就隐藏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今天依然能给予年轻人无穷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镜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画面——脸上、身上都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踩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身上压着二十多斤重的镣铐。那份真实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触碰到了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场戏也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求索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观众在线下认出我时，喊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所塑造角色的最高肯定。此外，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受到陈延年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自发前往安徽合肥的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阅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作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表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仍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为自己立下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终生坚守，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年仅29岁便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拥有那个年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了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早已熟知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要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新的触动，答案在于“过程”。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险境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个体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处境。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观看。

建党历史通常包含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这三个可影视化的维度。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就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有着天然的“年龄共振”的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场景：他目睹了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样子，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充满了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仅仅是表达工具，不能用来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少生活化的细节，宏大主题就像一座只有钢筋而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是日本产的，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重量。

要想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观众能够长久铭记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嘉兴南湖一艘船上，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搜查——具象化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更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用想象力去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像作品不断更新迭代，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和审美表达，串联起了大众的党史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用影像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一些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例如周恩来“伍豪”的化名来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总结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而《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挖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新的可能性，并且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化元素，提升了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于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 Thu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as reconstructed, more historical figures were presented,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was attempted to be summarized and refined. In works such as "1921" and "The Age of Awakening", creators have exercised greater creativity and initiative, excavating new materials from historical data and seeking new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cal narration. They have also consciously introduced genre elements such as suspense to enhance watchability. More importantly, the main creators, based on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aesthetics, have constructed more complex historical scenes, shaped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and fully utilized the latest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techniques to creatively expand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For example, Mao Zedong's run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poetic and artistic passages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have made the works refreshing.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and professional party history text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possess irreplaceable mass communication valu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ve stories, characters, situations, and conflicts, making them more watchable and engaging. The success of recent party-building 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general rise of patriotic emotions and national sentiment among the aud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party-building themed works hav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resonance between contemporary emotions and social psychology with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ese two aspect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o create party-building scen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creators must excavate content from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relying solely on secondary sources. They must delve into original archives and other primary materials, and then combine them with reasonable artistic imagination to integrate them into character shaping and dramatic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in "1921", Mao Zedong's meeting with Li Da in Shanghai, wher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s compared to "the opening of a new company," is a statement from a letter written by Mao Zedong to Li Da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day, if only one party-buil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scene with the strongest sense of presence and highest completion is to be recommended, I would choose the "Nan Chen Bei Li" rendezvous scene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This is the core conclusion, dramatic climax, and value peak of the entire play, fully responding to the era's question posed by the entire drama: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how should the country be saved? The answer is to establish a new political party. In the scene, the two men get out of the car, see the dim sky and the suffering refugees everywhere, weep with grief, and make their oath to found the party. The segment combines realis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dialogue, photography, music, and editing seamlessly integrated. This oath-taking scene on the Haihe River elevates the entire drama to a new height and has become a classic epitome of party-building momen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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