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7岁,已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回首往昔,我一生都秉持着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在成长过程中,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影响,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播下种子。中学毕业后,遵照父母的意愿,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克服了重重阻碍,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北上,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在那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自幼学习钢琴,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我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团队成员大多未经专业训练,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我便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大家因此说我“还挺明白的,你来打拍子吧”,就这样,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我的指挥生涯,也正是这样,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
文工团的生活,可以说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那歌声真诚动人,充满生命力。那一刻,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具备怎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源于人民,理应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了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此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间,我日复一日地钻研专业,反复研读总谱,走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旁听排练,观看演出,倾尽全力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我被调任首席指挥,并继续承担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歌剧、喜爱歌剧,我尝试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讲解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我这么做,只是希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艺术领域。这样一件小事,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想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哪怕“和者”每天只增加一位,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
这些年来,很多人称呼我为“硬核奶奶”,说我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了该做的事,便尽全力去完成。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疾病来了就治疗,如果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都挺过来了。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珍贵。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组织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正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投身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总是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就永远充满活力。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我别无他愿,唯独十分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
(作者为指挥家,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